争鸣公羊学何以盛行清代逾百年

2019-07-11 10:50:14 来源: 和田信息港

争鸣:公羊学何以盛行清代逾百年

历史上,春秋公羊学曾两次对社会进程和学术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一次是在西汉,由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所构建的公羊学思想体系,曾经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运作,和大一统国家的加强,提供了指导思想。另一次是在清中叶以后,公羊学说在进步思想家手里得到改造,成为批判专制、倡导改革的思想武器,终演出了晚清维新变法风雷激荡的一幕。刚刚过去尚不足120年的波澜壮阔的一幕,后人岂能淡忘?陈其泰教授所着《清代公羊学》一书,以现代学术观点予以审视、总结清代公羊学,是近年来清代学术史领域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成果。《清代公羊学》(增订本) 陈其泰 着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于荒诞丛中觅取胜义  公羊学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,其中,既有深刻的政治智慧和精微的哲理,又包含有隐晦芜杂甚至怪异神秘的内容,东汉末《春秋公羊解诂》作者何休本人都称其中“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”。因此在东汉末之后千余年消沉中,学者中罕有对它认真探究者,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即称《公羊传》中的说法“甚难而实非”。研究这套学说,就特别需要思辨的智慧和剥离剔别的能力,如着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所说,“于荒诞丛中觅取胜义”。  《清代公羊学》指出:《公羊传》对《春秋》大义的解释,构成了公羊学说具有活跃生机的内核。其中包括:“大一统”;“内其国而外诸夏,内诸夏而外夷狄”;“所见异辞,所闻异辞,所传闻异辞”;“拨乱反正,以待后圣”。再经过汉代董仲舒和何休的大力推演,成为有体系的学说,进而揭示出公羊学体系的三大特征:一是政治性。主张“大一统”,提出“改制”、“拨乱反正”等思想。二是变易性。强调古今社会和制度都在变,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。三是解释性。在阐发经书“微言大义”的名义下,为容纳新思想提供合法的形式。但大胆解释又容易造成穿凿武断,随意比附,这又是明显的弊病。上述三大特征的精到概括,不仅为理解公羊学说提供了一把钥匙,而且指明了它在清代复兴的内在依据和内在动力。[1][2]下一页有序展开清代公羊学演进脉络  今文公羊学自清代中叶后成为时代思潮盛行逾百年,有名的公羊学家有十数人,见解复杂纷纭。本书作者烛幽阐微,将其归纳提炼为揭起复兴序幕、张大旗帜、改造发展、达于极盛四个环环相扣而又特点分明的演进阶段,分散复杂的史实得以有序地展开,使全书的论述既波澜迭起,又脉络清晰。  作者能获得这样的成功,所得力者尤在两项。首先,紧紧把握住今文公羊学的“家法”作为分析、评价不同的公羊学者的贡献与地位的根本标准。譬如,孔广森的《公羊通义》引据材料甚多,但实际上不通“公羊家法”,故其着作“既无进步意义又无学术价值”。其次,紧紧结合时代环境,透辟地论述晚清进步思想家发挥公羊学倡导变革、批判专制的力量。本书据此高度评价了龚自珍、魏源的贡献。龚、魏大胆发挥公羊学说的真谛,猛烈批判清朝专制统治的黑暗腐朽,警告社会危机即将来临,魏源并大力倡导学习西方,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因而成为晚清维新运动的先驱。康有为则大力发挥公羊学议政的特点,糅合入《礼运》篇的小康、大同思想,并且与学习西方国家学说、民主思想相贯通,提出了一套经由君主立宪到终实现民主政治的学说,掀起维新高潮,把公羊学的进步作用遂推向峰。  展现晚清学术史新思路  本书视野开阔,以中国学术发展的纵向联系,以及学术推演与社会环境变迁紧密关联的新视角,展示了晚清学术史研究的新思路。如,龚自珍不仅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,其《农宗》、《五经大义终始》诸篇又天才地展现了关于古代社会的进化观;19世纪末喜谈公羊的学者,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夏曾佑、谭嗣同、黄遵宪等爱国志士,都是集喜谈公羊、维新救国、服膺西方进化论三位一体的人物;至20世纪初年,清代公羊学家的学说精髓汇合于“新学”之中,余波回响,并向新的方向继续发展。书中所论及的这些问题,都提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思路和值得继续开拓的空间,给读者以多方面的有益启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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